2010-2019年，千禧年后第二個十年結束，靠著“續集”電影“續命”的好萊塢在中國雖然每況愈下，但靠著“超級英雄的發揮”仍然牢牢占據了外語影片市場第一的份額。
在這十年間，在好萊塢電影之外，萬萬沒想到的是，印度成為對中國觀眾吸引力第二大的外語電影市場。
從1到10
“一言不合就跳舞”，這是中國觀眾對印度影片的普遍印象，“尬舞”讓印度電影貼上了小眾的標簽，也讓年產量達到上千部的印度影片在中國處于低存在感的境地。
2017年，《摔跤吧！爸爸》在中國橫空出世，中印兩國的電影行業都在津津樂道于影片的12.99億票房，然而，高票房成績遮掩了一個殘酷的事實：2017年全年，中國內地影市上映的印度影片僅一部，《摔跤吧！爸爸》盡管高光，但一如2010年《我的名字是可汗》般落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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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，印度電影進入中國內地的歷史遠比觀眾想象得要久遠，其在千禧年之前就已經在中國掀起過兩次高潮：
第一次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，得益于中印友好的鼎盛期，1955年，中印電影人開展了雙邊訪問。印度拿了三部影片-《兩畝地》、《流浪者》和《暴風雨》，在北京舉辦印度電影周，三部影片隨后在中國24個城市放映。
這是國內觀眾首次領略歌舞特色濃郁的印度電影，盡管打上了中印文化交流的烙印，但因為帶著“嘗鮮”性質，歌舞特色反而讓三部影片風靡全國，
第二次是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，《兩畝地》和《流浪者》以不亞于第一次熱潮的受歡迎程度復映，隨后，《大篷車》一改黑白影調，以色彩搭載歌舞帶給中國內地觀眾“印度影片的第二次感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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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摔跤吧！爸爸》打開了千禧年后印度影片在中國內地第三次高潮的局面，2017年它的孤軍奮戰轉瞬間在2018年形成了十部影片的集團作戰。
集團作戰之勢延續到了2019年，這一年，中國內地公映的印度影片數量定格在了9部。
票房拋物曲線
千禧年后第二個十年之末，印度電影能在中國內地形成席卷之勢的原因在于：影片題材的現實性完全擊中了觀眾的痛點：
呼吁女性平等的《神秘巨星》、《印度合伙人》、把女權和人生選擇融為一體的《摔跤吧！爸爸》、直面教育中“學區房”的《起跑線》、聚焦國別矛盾的《小蘿莉的猴神大叔》、瞄準印度宗教的《我的個神啊》.....
百無禁忌般的表達成了印度電影在中國內地砍下高票房的武器：在2017年之前，其在中國內地的票房曲線一直在攀升著：從2010年《我的名字叫可汗》的50萬，到《三傻大鬧寶萊塢》（2011年）的破千萬、到2015年《我的個神啊》成為中國首部票房過億的印度影片，《摔跤吧！爸爸》更是把紀錄提升到10億 級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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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另一方面，類型的過于重疊也限制了它的票房空間。
《摔跤吧！爸爸》過后，國內電影公司爭相引進印度影片版權，對應印度影片數量上攀升的卻是尷尬的票房下降之勢。
2018年，搭著《摔跤吧！爸爸》東風，《神秘巨星》獲得了7.47億的戰績，排名第二的《小蘿莉的猴神大叔》直接斷層到2.85億，印度影片在2018年走上票房貧富懸殊之路：最高7.47億，最低3023萬。
這種萎靡在2019年更進一步蔓延，誰都沒想到以3.25億票房（《調音師》）開局良好的印度影片，全年的票房最高也鎖定在了3.25億，比之更恐怖的是下限的進一步探低：《金色榮耀》票房跌落至百萬之下。
印度影片仿佛回到了2017年之前的低迷時期，其票房曲線也以將近13億為頂點，兩邊的起點和終點幾乎平行。
面對印度影片在數量和票房上的走勢，我們不禁要問：中國觀眾真的喜歡印度電影嗎？
印度電影每年產量驚人的背后，是與之匹配的一整套成熟電影工業體系，從千禧年開始，印度便逐漸往好萊塢電影工業靠攏，2011年，迪士尼以將近3億美元收購印度三大電影公司之一的UTV，資本和電影工業長進的共同作用下，電影行業得以迅猛發展，并在影視沃土上誕生出自己的國寶級影星“三大汗”：阿米爾·汗、沙魯克·汗、薩爾曼·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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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管《三傻大鬧寶萊塢》登陸中國內地影市時，已離其在印度上映時間足足兩年之多，但仍舊取得破千萬的票房。比票房更為重要的是，憑借網絡的傳播，影片得以廣范圍輻射，而過硬的口碑又反過來促使影片傳進千家萬戶。
阿米爾·汗走進了中國觀眾，而《三傻大鬧寶萊塢》則成為中國觀眾重新認識印度電影的分水嶺。從這個角度上來講，2015年的《我的個神啊》，是“觀眾帶著《三傻大鬧寶萊塢》的認知”推動它票房過億的。
這之后，無論《摔跤吧！爸爸》還是《神秘巨星》，只要阿米爾·汗的名字出現在海報上，觀眾就愿意掏錢走進電影院，讓他的影片得以在票房上碾壓其它印度影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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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翻看2010-2019年印度影片在中國內地的發展史，幾乎就是由阿米爾·汗一手打下江山來的，“三大汗”中，中國觀眾只認阿米爾·汗。
換個角度來說，印度影片在中國也有明星效應，但這個明星，只屬于阿米爾·汗一人。
阿米爾·汗的明星效應是一方面，印度電影在中國內地的“退燒”也有其它諸多因素掣肘
首當其沖的就是檔期。
印度影片不同與好萊塢分賬片，都是以批片名義引進來的，這導致其在中國內地上映的時間遠遠滯后于印度上映時間，比如前面提到的《三傻大鬧寶萊塢》遲于印度上映時間兩年、《巴霍巴利王》兩部在中國的上映時間都遲于印度一年。
在《摔跤吧！爸爸》成功后，國內不少電影公司為了搭上“印度電影”的順風車和出于“以小搏大”的心態，引起年代更久遠的印度影片，比如，《小蘿莉的猴神大叔》2018年3月在中國內地上映，但印度上映時間已經是三年前的201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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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期滯后，不單降低了觀眾的觀影興趣，而且，網絡資源的沖擊完全消解掉了影院票房。
阿米爾·汗的影片之所以受追捧，除了個人魅力外，其影片在現實主義題材上的針砭時弊完全貼合中國社會，又能在劇情上很好的調動觀眾情感，口碑帶動票房走紅就理所當然了。
由此，又帶來兩個問題：
一是其它題材的影片因為“遠離中國社會情況”，導致觀眾遠離。這方面最明顯的案例是神話題材的《巴霍巴利王》系列，其下部曾創下了印度影史票房紀錄、印度電影全球票房紀錄，但在中國，票房僅有可憐的7683萬。
再比如2018年上映的《廁所英雄》，在廁所問題嚴重的印度其題材深刻，但放在中國，觀眾肯定不會感同身受，其票房不過億就意料之中了。
正因為其它題材不走俏，導致國內公司運作印度影片進入內地集中在了現實主義題材上，題材扎堆，口碑又良莠不齊：2018年，中國內地上映的十部印度影片中，在線購票平臺上既有高至9.3分的，也有低至8.1分的；口碑兩極分化的情況在2019年進一步拉大：最高9.2分，最低7.1分。
剝離了其它題材，以及低分的現實主義題材，似乎，印度的好電影也沒那么多。
2010-2019年，十年間，印度電影在中國內地電影市場完成了由默默無聞開始發奮圖強、在2017年攀上高峰后又一路下坡的旅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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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，李安導演的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上映，雖然不是印度影片，但主要演員均為印度人，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獲獎無數，但李安自此迷上了“技術革新”，從此，在120幀的路上越走越遠，2019年的《雙子殺手》后，再鐵桿的李安迷都不得不承認120幀的失敗。
印度電影在中國內地走過的這十年，何其不是李安和他的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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